贵州省金沙县的杨明生是拥有几十万元资产的“全国劳动模范”，但杨明生欠了银行的十几万元贷款却无力偿还。原因是：杨明生的资产是树——被列入了天保区后看得见却拿不到的“绿色钞票”。　　贵州省织金县的田尚元，同样拥有几十万元的林业资产，但因砍伐限制，一家人只得沦落贵阳拾荒维持生计。　　重庆巫山县的廖清良夫妇，拥有林地５０９３亩，但却因欠了２０万元贷款无力偿还而上了法庭，债务未清便怅然辞世。　　禁止采伐与限额采伐，成了横在贫与富之间一条难以逾越鸿沟，是我国林农增收困难的根本性限制。　　禁伐限伐，农民减收　　１９９８年，我国作出了全面停止长江、黄河流域上中游天然林采伐的重大决策。２０００年国家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根本点和切入点，标志着我国林业的发展目标进入了向生态效益倾斜的新阶段。　　１９９８ 年以来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天然林保护工作，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但禁伐限伐，却给地方财政、林业企业带来了一些影响，且对农民增收影响不小。　　据记者从省林业厅获悉，２０００年销售商品材３２．０８万立方米，比１９９７年少２７．９５万立方米，减少４６．５６％。全省因商品材销售量减少，２０００年比１９９７年地方财政减收６９８７．５万元，木材公司减收２７９５万元，林农减收 ４１９２．５万元。记者从统计部门得知，全省２０００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中来自林业的收入１４．３６元，比１９９８年减少５．５３元。重点林区、木材产销大县则影响更大。　　黎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林业的收入由１９９７年的９８．９９元下降到１９．０８元，减少８１％，按２０００年该县农村人口计算，共减收３６７４．３万元。　　三都县由１９９７年的４２元降到７元，减少８３％，按全县农村人口计算，共减少１０４５．４５万元。　　天柱县１５．５７元降到７．４２元，减少５２％按全县农村人口计算，共减少３０９．５４万元。　　从江县由３３．４４元降到２５．８９元，减少２３％按全县农村人口计算减少２２０．６９万元。　　收入减少，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了直接困难。　　据相关部门人士介绍，“九五”期间，全省每年限额采伐农民自用材２３４万立方米，占２６％，农民烧柴４０７万立方米，占４５％。我省约有１／３的县的农村依靠木材作燃料，同时，近年因为煤价上涨，运费增加，还有部分农民改烧煤为烧柴，农民烧柴、自用材占大头的木材消费结构，使禁伐限伐后的农民生产生活出现困难。　　成因缘于多重矛盾积累　　“产生困难和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决不仅是实施天保工程的结果，而涉及长期以来林业发展中积累的一系列矛盾，以及体制、政策等深层次问题，禁伐天然林、限伐人工林只是使这些问题提前暴露出来。”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周丽平以为，主要有三个约束因素：　　资源因素。由于历史、经济和社会等原因，我省木材被过量采伐，致使森林资源减少，森林质量急剧下降，后备资源严重不足，木材采伐越砍越远、越砍越少、越砍越小，许多地方无材可采。因此，可砍伐的木材资源少是导致农民减收的一个重要原因。　　市场因素。由于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木材加工业的发展和进口材大量涌入等，近几年的木材市场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我省主要是生产杉、松原木，所受的影响更大。据调查，我省每立方米木材售价已由１９９５年的７５０元降到现在的４５０元，下降了４０％。木材市场的急剧变化，是造成农民减收的又一重要原因。　　政策因素。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行木材低价格、高税费政策。改革开放以后，放开了木材市场价格，林农收益有了一定提高。但木材高税费和由木材公司统购统销的政策基本未变。近几年来，木材资源减少，市场价格下跌，而采伐、搬运费则上涨，林农的收入明显下降。当前，木材采伐都靠人工林，由于生产成本高，继续实行木材高税费政策，挫伤了林农、乡村林场和社会投资、投劳发展用材林的积极性。　　问题出在体制　　问题还出在体制和政策上。禁伐限伐，实施天保工程，划分“三区”分类经营，与我省南方集体林区经营体制和政策发生了问题。　　周丽平认为至少有两个“需要衔接和调整的新问题”。　　首先，天然林的概念含糊。科学定义上，天然林不应包括农民承包后营造、改造和管护的森林。禁伐天然林、限伐人工林以来，有关部门没有严格界定天然林的概念和划分办法，“由于概念模糊，出现了有的县上报８０％的森林都是天然林的现象。”第二是禁伐区、限伐区和商品林区划分不合理。天保工程县划分商品林区、限伐区一般不会有争议。而划分禁伐区则是新举措。当前，我省农村对江河沿岸、道路两旁第一山脊的范围划为禁伐区的争议较大。　　划分禁伐区要与南方集体林区的性质相衔接。我省属南方集体林区，改革开放后，集体林区的内涵和经营形式发生了变化。林地属村集体所有，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和乡村林场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绝大多数林权属承包农户和乡村林场。已形成多种所有制、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投入营林的新格局。因此，应考虑我省南方集体林区的性质和农村实际来划定禁伐区。且划分禁伐区要与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相衔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党在现阶段农村政策的基石。我省在土地制度建设中，首创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方略，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推广。　　统计资料表明，１９８４年全省８８％ 的林地、非耕地已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在１９９８年土地延包中，省委、省政府确定耕地延包期５０年，非耕地延包期６０年。因此，如果将农民承包经营的森林划为禁伐区，需考虑农民的意愿和制定补偿办法。　　划分禁伐区还要与原有的林业政策相衔接。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广大农民、集体和社会营林的积极性，制定了“谁投资，谁受益；谁造林，谁所有”的政策，以及鼓励支持干部领办造林、提倡鼓励城镇居民和待业青年进山承包造林、积极引进发达省区资金联合造林，允许绿色资产折价转让、非耕地使用权租赁拍卖开发、发展股份合作制、贷款造林以及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　　对策在于政策　　划分禁伐限伐区，需要制定与政策相互衔接配套的措施。　　周丽平以为，要健全和完善林地、森林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从宏观看，我省林地、森林面积有１９８４年全省农业区划数据，１９９６年信息资料数据，１９９６年国土资源详查数据，以及省林业厅森林资源调查数据等，数出多门，差异较大。从微观看，林业‘三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绿色资产折价转让、非耕地转让拍卖等工作较粗，许多历史资料不全或散失，村组和农户心中有数，而政府有关部门无数、缺乏依据。在１９９８年全省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中，耕地延包搞得好，非耕地延包则不落实，往往只宣布非耕地顺延承包６０年，并未清理落实到户，更未建立表册和档案。”因而应组织力量做好林地、森林定权发证工作，为我省林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打基础。　　不少人士认为，我省森林资源分布差异性大，可用天然林保护的国家转移支付资金和天保工程资金，按照影响大小补助。并加强调查，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大力巩固和发展多种所有制、多种形式的林场、药场和果场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林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进一步体现南方集体林区的性质特点和优越性。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录生曾不止一次地呼吁过：应降低木材税费，使之与农业税费负担相一致，让利于林农。　　从协调发展方面考虑，许多专家认为，应大力调整林业结构，促进农林牧渔全面增收。要调整林种、树种结构，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和珍贵树种用材林、工业原料林、付林、经济林、药材林、果木林、薪炭林和水土保持林等，使其形成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兼顾的合理结构，并发展人造板、细木工板、竹材加工、经济林产品加工、林化工和木材制浆造纸等，抓好林产品的加工增值。还要大力发展森林蔬菜、森林食品、森林旅游、花卉、服务等林业第三产业，加大沼气建设的力度，并把沼气池建设与养畜、改厕改圈等配套措施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农、林、牧、渔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实现生态、经济、资源、人口的协调发展，消除横在农民面前的贫富鸿沟。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放在第一位，今后１０年中央政府主要用于西部地区天然林保护的资金将达９６０多亿元，仅此一项投入就接近“九五”期间中央政府整个生态建设资金的３倍。据初步统计，未来１０年，中央政府和省每年投入我省天保工程的资金可达２．５亿元。“十五”期间，我省每年投入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资金达８．４４亿元。在有力的资金后盾下，有序推进生态建设，让我省乃至西部地区农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本报记者 史小岳 来源：《贵州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