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做文物工作的人，很寂寞很清闲。哪知道好几次电话预约采访，都因过于忙碌而一拖再拖。直到第四次通话，才有幸见得一面。当人们以为做文物工作，是躲进世界的角落的时候，他却正用各种常见的方式与世界发生紧密的联系，其节奏和效率也非同寻常。

　　与瑞安市文物馆馆长陈钦益不到两个小时的见面，他接待了外面来的三人客商一批，关于馆内智能化信息系统的业务咨询，他受理了一个下属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事务请示，他收到了一位从外省归来的热衷某段历史记忆的本土人士的一张珍贵的照片。至于他接了多少个电话，我实在数不上来。粗略估计，大约每五分钟一个电话差不多。为了接待我，他还是尽量控制通话的时间。听的出来，有些听起来有点繁复的对话，他都作了简洁处理。他都这样子了，叫我如何不尊重他的礼貌。委屈的是，我们的对话，便像博物馆里留存下来的穷人衣服上的补丁一样，显得七零八落。

　　陈馆长会抽烟，我以前也是个抽烟人。可凭经验，如他这样，每抽一根不点两次火点不着的样子，从来没见过。似乎再用半秒钟哪怕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来抽第一口，都来不及——为了讲话或者眼前的注意力。

　　他说，他在文物方面的工作，已达三十年。过去交通不发达，做文物调查工作是很累很苦的活，每次活动都步行。因为很多文物都处在荒郊野外，徒步几乎成了跋涉。经年累月一折腾，右脚膝关节患下了严重的疾病，引发了一场大病，至今还留下后遗症。每过一段时间，要到医院给右膝盖抽一次水（医学上说关节腔积液）。

　　若干年前，一个年轻人，戴着斗笠，头顶烈日，从城里出发，徒步独行。他穿过乡间道路，来到一座大山面前。

　　古墓在大山的深处。发掘这座古墓，是这个年轻人眼下的任务。

　　每次来到大山脚下，都得花三个多小时，体力已近枯竭，腿力更近极限。然而，离目的地还不到一半路程。诚然，每次来到大山脚下，抬头望一眼大山，低头又得继续赶路。而这一段路又非平坦，与其说是赶路，还不如说是攀登。

　　单膝跪地，不是王子对公主浪漫求爱的动作，而是一个二十出头处在浪漫岁月的临聘文物普查员的常见的工作姿态。猫着腰，用挖刀细细地刮，用刷子轻轻地掸。直其腰来，把出土的文物小心翼翼地装入挎包。

　　远郊，深山，荒野，森林。

　　经年累月，年轻的陈钦益不断重复着以上的行程。

　　有一天，他收拾完一件文物，正想放入挎包来，突然发觉自己直不起腰了，因为右腿怎么也不听使唤。

　　这就是我面前看到的陈钦益馆长，当时为文博工作作出的牺牲。一个人为了他的职业，作出如此大的牺牲，不管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我都敢说，这个人眼里的这份工作已经不是职业，而是事业了。

　　如果说发掘文物是寻找历史的印迹，那么保护文物就是锁住文明的记忆。

　　成长像山间的茅草，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山头。陈钦益当了好多年文物馆的临时工，方方面面的业务都慢慢熟悉起来。文物的发掘、整理和存放，每一项都能说出个道道来；藏品的修复、制卡和保护，每一样操作起来都很专业。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员工，一路过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成为今天的馆长，那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文物馆的办公地点设在玉海楼。玉海楼的一切事务自然由文物馆包揽。今天来翻古籍，明天来拍电影；今天媒体来访，明天学生参观。他们是来去匆匆，我们可不能匆匆接待。

　　所有的日子都要从容地过，这是对文明的沉着守护，这也是历史赋予的沉重使命，这还是对国家藏书楼接待能力的考验。陈馆长在这份答卷前，当然做得很优秀。他有条不紊地部署各项工作，像模像样地应对来自外面的客人。

　　作为文物工作者，他最不能放下的是自己的业务。一排排古色古香的书柜，一卷卷泛黄的古书。室内光线暗淡，是为避免强光对古书的辐射。陈馆长从架上取下一本古书，和一位同事共同探讨。2010年5月15日，《瑞安日报》载，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日前揭晓，玉海楼有15种古籍进入“国宝”名单。作为馆长，对于这里的藏书，怎能不倍加珍爱？

　　文物保护，单单是自己珍爱，又怎么够呢？

　　瑞安市政协十一届一次全会，陈钦益作为文化艺术界别委员，被选举为政协常委，并兼任瑞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他的一篇《加强瑞安市文物保护机制》的提案，说不上引起多么的轰动，但提案中说到的十多年前凤山陈傅良家族墓葬群被盗之痛，却深深扎在每个人的心头，因为陈委员在会后与其他委员的会晤中常常听到他们提起这件事，并纷纷表示愤慨之情。陈委员心慰了，他觉得加强文物保护意识的宣传效果达到了。

　　陈钦益还忙，为瑞安市博物馆建设加快进度而忙禄，为加强文物专业队伍建设而呼吁，为名人纪念馆的建设和完善而呐喊——

　　寻找历史的印迹，锁住文明的记忆。

　　　　　　　　　　　　　　　　　　　　　　　（胡少山）